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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（第4页）

他父亲是坎翠湖政治家的儿子，在塔山贩过酒，后来又在民星街十六号干过。

乔舒亚刚开始是他父亲的得力帮手，后来成了他的生意伙伴。

当父亲退休后，别人找他在马克街的同类店里当合伙人。

他通过和政府合作挣了一笔钱，退休了。

很遗憾他的传记虽然写得非常精彩，但作者没能给出足够的细节描绘他的从商生涯。

传记的每一页都是精彩华章。

沃森先生是个严格的教士，坦白地说，他勤俭克己并有点儿宗派倾向。

他和最高宗教官员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。

在很多方面他都有点像艾萨克·沃尔顿，两个人都同样热爱英国国教，和主教们关系密切，做生意诚实，为人简单善良。

1825年经济大萧条爆发，乔舒亚·沃森受到了严厉的冲击，后来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。

沃森自己没觉得怎么样，可人们知道他遭受经济损失就会间接伤害到他大量捐赠的慈善事业。

坎特伯雷大主教召见他时，声音颤抖、泪光盈盈，看看是否能为他做点儿什么。

“法官，”

坎特伯雷大主教有一次对巴伦·帕克先生说，“我爱我的儿子也不过如此。”

伦敦主教布鲁姆菲尔德给乔舒亚写信，说他银行里的钱乔舒亚可以随便用，可以无限透支。

乔舒亚·沃森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好意。

我们也许会嫉妒基督商人为何能受到这般礼遇。

毫无疑问，是乔舒亚·沃森热情地帮助主教、赞助宗教事业换来的善待。

有一次他给杜汉姆主教写信：“教会愿意公平分配我捐赠的钱，但是不知道这么一大笔收入该怎么花。

我们向上帝保证，我们没有违反基督徒的精神，一五一十地将财产分配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所有的人。”

他说的是实话，“我们仍然支持那些宣称教会收入应平均分配的人。”

我们承认还有很多例外，怀疑捐赠分配的真实情况和沃森说的仍然有出入。

在万·米尔德特（德拉姆兼任主教的大公）案子里，沃森说的话很权威、很中肯。

我们不得不说说万·米尔德特的事。

沃森很早就认识他，当沃森到德拉姆的时候，万·米尔德特就和他住在民星街，后来两个朋友又一起住在西敏寺的大乔治街。

万·米尔德特是个穷困、热情的学生，他之所以过得不好，财政上有很大困难，是因为他不得不重修祖上留下的别墅。

乔舒亚·沃森和其他几个朋友把债务都承担下来，万·米尔德特为此写了封十分感人的信：“这种感觉很痛苦，有时我觉得自己都无法承受了。

因为有了这些高贵的朋友，我有了快乐。

当初由于经济无法独立造成的伤痛很难平复。

没有钱我又不得不靠朋友们的帮助。

我现在是有薪水可拿的神职人员，这是好事，但又是件尴尬的事。

每挣一分钱就有一分钱的心理负担。

尽管那么多的朋友帮助我，我还是个贫穷的人。”

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个可怜、奋斗不止的教士最后成为议会最富有的高级教士，成了德拉姆大学最富有的高级教士。

成千上万的私人慈善机构都得到了他的慷慨馈赠。

万·米尔德特进一步验证了乔舒亚·沃森的理论：受助于人的人，有一天一定会施助于人。

布鲁姆菲尔德主教也是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人。

布鲁姆菲尔德主教在为乔舒亚·沃森的慈善机构——教士孤儿学校——捐赠的时候说，他对学校事业非常关心，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到这儿来上学。

我们不用费力就能找到很多乐善好施、慈悲心肠的人们，像芒克主教，任何褒奖他的话都不为过。

他死后留下了二十五万英镑，都是他的职务所得，无可否认他是名真正的基督商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