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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一章 帝国岁入一亿贯（第1页）

胜吉十七年中秋节刚过，沈老夫人终于耗尽了能量，一病不起，头几日还能喂进汤药，到了后来只是深深昏迷，直至八月二十四，沈老夫人断了气息。

沈老夫人能够亲眼看到儿子续弦，儿孙满堂，享受了一品诰命夫人的尊荣，临终也没有遭太多罪，可谓善终。

沈括早有预料，也没有太过悲伤，安顿着张管家筹办丧事，通知兄长沈披回家守丧，自己则上奏折，乞请在家守制。

对于沈括这样的大臣，是够夺情资格的，一般官家和大臣之间要经过几个来回，才会让大臣安心在家守制。

但这次，柴勐真需要沈括回京，河湟吐蕃虽然顺利的招降，将青唐更名为西宁州，董毡被封为西宁候。

但瞎毡、欺巴温原本就和董毡不和，与西夏眉来眼去，此时见大周便要鲸吞宗哥、龛谷之地，如何能忍，直接投了西夏。

西夏党项人见久攻不下的河湟之地被大周轻易拿下，便兴兵三十万，从三路进攻熙河、秦凤、延庆三路。

一时边地告急，幸得这一年，整军、练军从未停止，边境各城堡也修筑得牢实，才勉强守住。

此时朝廷全靠王安石一人独自支撑，王安石一力主张让沈括夺情辅助军政，柴勐便连下了三道旨意。

沈括是大周朝廷西夏事务的能臣，早在六年前便写下了《平西齐民论》，此次熙河开边也是他为了从西夏的后方发起攻击，使其首尾不得顾，而与王安石大力推动的国策，他很清楚在河湟事了之后，西夏会有反应。

眼下正值秋季，西夏的马匹经过了一个夏天的饲养，正是膘肥体壮。

每年秋季，西夏总会来边地劫掠一番，一是此时边地正值收获，还有一点就是西夏此时的骑兵是最强的时候，今年又恰逢朝廷夺了西夏的后路，西夏肯定不会忍。

原先沈括计划的是六月请假，八月回京正好能赶上应对西夏的报复，没曾想到母亲去世，一直以纯孝着称的他无论如何不会夺情。

依沈括原先计划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把西夏的主力一网打尽。

但他不在京城，王韶刚平定陇右、河湟，无法参于机枢，朝廷主战派势单力薄。

但如果官家只是想守，以西军，特别是秦凤路山地野战军表现出来的战力，西夏绝难讨一点好。

一念至此，沈括便按纳住建议朝廷与西夏进行灭国之战的念头，力陈此时应固守防线，西夏必会自行退军。

柴勐收到沈括的辞谢奏折已经到了十月，此时三条战线大周均取得了胜绩，西夏粮草准备并不充分，几次失败后，觉得没什么胜算，便想通过和谈来挽回损失。

西夏皇帝李谅祚派来了几个使者痛斥大周违背约定、侵犯西夏利益，要求大周赔偿损失。

柴勐看到西夏服软，不在刀尖上说话，反而学汉人讲道理，心中更加大定，着王安石起草一篇《答西藩问》甩给使者，将其轰出京城。

柴勐和王安石等大臣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居然放弃了一个天大的好机会，西夏皇帝李谅祚命使者去谈和，实际上只是想掩盖一个事实，李谅祚在进攻延州时，中了流箭，伤及要害，现已返回西夏京城兴庆府，留在前线的只是持着王旗断后的军队。

因担心大周军队借机发动猛攻，干脆派使者去麻痹大周朝廷。

等大周明白了事情原委，西夏军队早已退得干干净净。

沈括夺情起复之事就这么放下了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一张围绕沈括的大网正悄悄地铺开。

秦源自河湟返回后，皇帝给他加了柱国的虚衔。

作为参知政事，秦源已处于大周朝廷的顶端，能够与之较力的也不过文彦博、王安石两人。

文彦博身为枢密使，掌管天下军务，爵位潞国公，已位及人臣，封无可封，门生故旧遍布朝野，不是秦源能够抗衡；而王安石与文彦博相比资望尚浅，胜吉变法又得罪了一大批人，王安石能在当参知政事时与同平章事文彦博掰手腕，并成功取而代之，那么自己自然也可以。

秦源暗中猜度：王安石洁身正好，清廉刚正，但他的变法同党沈括就没那么清廉，家中产业富可敌国；身为一国计相，专营盐铁度支，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财路，稍微一动心，便可财源滚滚。

沈括每年给宫里宫外上下打点，就不信抓不住什么把柄。

胜吉变法自胜吉十六年六月开始在大周施行，一年多以来效果显着，加上熙河开边的功绩，王安石在朝野中声望鼎盛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强援沈括请了长假，为了趁热打铁，将变法进行到底，胜吉十七年八月，王安石提请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，以达到经画邦计，议变旧法，以通天下之利的目的。

原拟由王安石和枢密院副使欧阳修兼领。

但欧阳修以耻言财利为借口，拒不接受。

王安石却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，于是在他的建议下，改由参知政事秦源同领。

这个机构弥补了因沈括、王韶等人远离机枢而造成的变法派势单力薄的局面，一方面吸收一些有志变法之官员参加，议论各项问题；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、发运使、转运使及内外官员，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。

并于同年九月选派刘彝、谢卿材、侯叔献、程颢、卢秉、王汝翼、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，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、税赋、科率、徭役利害，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，兴利除弊、变而通之。

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积极努力下，胜吉十七年九月之后，连续发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、青苗、农田利害条约等法的实施细则，对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，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展开，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。

胜吉十六年，朝廷一年的收入为一亿零五十万贯，经过在京东东路、京西南路、河北东路、河东南路四路施行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，清理出未纳税的兼并土地八千万亩、隐户一百五十万户，田税按每亩一斗计，役税按每户出一丁，每丁四百文计，仅此四路增加的田税、役税就高达五百四十万贯。

当然，此四路也正是因为土地兼并加剧，才会致使民反，其它各路未必有如此多的兼并土地和隐户，但据制置三司条例司在各路的相度利害官（注：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，派往各路相度农田水利、税赋、科率、徭役利害）汇报情况来看，如大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都施行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，朝廷每年将增收至少两千万贯，约占年收入的两成。

如果加上，因农田水利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在大周施行所带来的对经济的作用，每年还将增加一千万贯的收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