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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（第4页）

。

这句话听起来特别亲切。

此刻，我曾经特别喜欢的那首骚塞的诗《莎拉巴》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我想此生我是负有使命的。

我在给朋友写的很多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。

如果那些信还在的话，你不妨看看。

当我向梦溪诺赫·怀斯曼道别的时候，他礼貌地说希望我们能再次到罗马来。

我很严肃地说，在英格兰我们还有好多工作，恐怕再也来不了了。

我随即动身去了西西里（注：意大利南部一岛屿，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以西的地中海）。

那种宗教使命感越来越强烈，我要为我的使命而工作，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。

我来到小岛的腹地，在里昂芳登（注：西西里的一个地名）发烧病倒了。

我的仆人还以为我会死掉，求我留下遗言。

我照他希望的那样留下了遗言。

不过我说的是：“我不会死！”

我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不会死！

只有违逆光明犯罪才会死，我从未违逆光明犯罪！”

我是说了这么句话，但至今我都不明白我自己说的话。

我又去了卡斯特罗·乔瓦尼（注：意大利一地名），在那儿整整病了三个星期。

5月底才动身去帕勒莫（注：意大利一地名），休息了三天。

在5月26日早上，或27日早上要动身的时候，我坐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。

我的仆人一直像护士一样照顾我，问我哪儿不舒服。

我只能回答说：“我在英国还有工作要做，我得回去。”

我太想回家了，但是没有船。

我只得在巴勒莫滞留了将近三个星期。

我到处游览教堂，观光能平息我焦躁的心。

不过我没参加当地的宗教仪式，对于这儿的基督教圣餐礼我一无所知。

最后，我坐上了一条去马赛（注：法国东南部一港口城市）的船。

在伯纳法奇奥海峡航行的一星期中我的心终于平静了。

那时，我写下了“引导我吧，仁慈的光明”

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。

整个航程我一直都在写诗。

到达马赛后，我又动身去英国。

因为无法承受旅途的劳累，我又在里昂（注：法国中东部一城市）滞留了好几天。

当我再次动身，日夜兼程赶回到英国，回到我母亲的家乡。

我的哥哥比我提前几小时从波斯（注：西南亚国家，大致是现在的伊朗）回来。

那天是礼拜二。

在礼拜天，也就是7月14日基布尔先生在大学布道坛上发表了立法训诫。

立法训诫后来被命名为“全国教义”

出版。

我从没想过，也没把那天当成1833年宗教运动的开始。

《主教科顿的一生》讲了件人生中突然出现的转折点，科顿的整个命运瞬间完全改变了。